郵票的發明者是英國教師羅蘭·希爾，被稱為郵票之父。郵票能在戰爭中傳遞情報，這恐怕是它的發明者絕對想不到的。

1939年底，國民黨軍隊在廣西南寧附近集結兵力，準備反擊盤踞昆侖關的日軍第5師團等部。為了防范日本特務刺探情報，軍統加強了郵件檢查、電話監聽等一系列保密措施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軍統南寧站特工在鄰近前線的蘇圩郵局發現一個奇怪現象，有個中年男人幾乎每天都要向淪陷區廣州投寄信件，而且每封信上面貼的郵票都有所不同，但通過秘密搜查，并沒有在信中找到機密內容。蘇圩是西路軍第二縱隊的集結地，擔負著阻止日軍增援南寧的重要任務，兵力調動十分頻繁，自然是日本諜報機關注目的焦點。軍統特工于是和桂林行營取得了聯系，將郵票種類、數量與兵力布置情況相對照，很快就找到了內在的規律，比如4分面值的孫中山郵票代表駐扎4個步兵團，2分面值的帆船郵票代表駐扎2個炮兵團，1分面值的烈士郵票代表駐扎1個戰車團。軍統據此立即開展行動，除掉了以松本弘一為首的日本特務小組。

1941年8月，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為了報復一年前八路軍的“百團大戰”，糾集日偽軍10萬人發動“囚籠攻勢”，妄圖聚殲八路軍主力和根據地首腦機關，但是屢屢撲空失敗。岡村寧次對諜報工作極為重視，指令北平的日偽特務傾巢出動，在搜集情報的同時，千方百計策反根據地個別意志不堅定的軍政人員。沒過多久，日偽特務在偏城縣發現了合適目標。當地有個老人經常收到在八路軍總部當參謀的兒子的家書，部隊每次轉移，兒子都會寫信回家。日偽特務便以重金利誘郵局投遞員，要其抄下每封信上郵票的郵戳地址。通過分析，日軍掌握八路軍總部的轉移路線和規律，并能較為準確地推測出下一個轉移地點。1942年5月，萬余日偽軍根據郵票諜報和無線電定位，突然合圍八路軍總部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臨時駐地。盡管總部機關和大部分首長歷經周折終于脫險，但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壯烈犧牲，是抗戰期間八路軍遭受到的最大損失。

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新四軍南通地下交通站情報員的辦法更是技高一籌，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更為隱秘地使用郵票傳遞情報。表面上看，情報員每天只是給鄉下郵寄當天的報紙，但實際上是利用郵票齒孔做文章，記載日偽軍的活動信息。比如一個日軍中隊出城，郵票下沿的齒孔就少一個，兩個偽軍中隊出城，郵票左沿的齒孔就少兩個，而一個日軍大隊出城，郵票上沿的齒孔就少一個，以此類推。日本特高科盡管也曾經懷疑過這些郵件，但一直苦于無法找到證據，只得作罷。

除了傳遞情報，郵票在抗日戰場上還發揮著打擊對方士氣的作用。1942年，日本發行了紀念海軍將領東鄉平八郎(1847－1934)的5分面值郵票，主要供侵華日軍官兵使用。1945年初，當時的美國戰略情報局(中央情報局前身)偽造了大批這種郵票并投放中國戰場，用于向日軍官兵和家屬郵寄反戰信件，動搖侵華日軍的戰爭決心。盡管郵票偽造得惟妙惟肖，但遺憾的是，戰略情報局的一個小小疏忽，使得假郵票剛面市就露出破綻。1944年4月1日，侵華日軍將普通平信的郵資費率從5分提高到7分，同年6月15日，日本又發行了面值為7分的東鄉平八郎郵票。因此只需看一眼郵票面值，美國的反戰信件很容易就被甄別出來。當然，此時的日本離戰敗投降的日子不遠了，這個失誤已變得無足輕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