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12月30日，寧波發現清代道光年間記載我國民營信局史實的石碑，據悉，這是目前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民信局實物。

原來，寧波市集郵家鄭揮老先生自從5年前發現了我國存世最早的民信局封后(貴報2004年2月26日—3月3日已作題為《寧波發現我國存世最早的民信局封——曹氏古封》的詳細報道)，還很想進一步考證寧波也有我國最早的民信局，據《寧波郵志》記載，在清道光22年至光緒初年(1842——1880)寧波民信局進入鼎盛期；《奉化市志》則確切記載，道光元年(1821年)“大橋設全盛號信局”；但鄭老苦于一直沒能尋到實物(對近代史的研究應以實物為主，這是當今史學界的共識)。而國內目前對民信局肇始地點、肇始年代的研究，也因只見史志記載而缺乏實物依據，故史學家難以考證，諸說不一，明永樂說、清乾嘉說、清道咸說等眾說紛紜。

就在鄭老踏破鐵鞋無覓處時，忽有郵友告知，在寧波重點文保單位——天封塔的碑林里，有一塊記載著我國民營信局史實的清道光年間石碑。鄭老聞訊大喜過望，打的直奔天封塔塔院，終在天封塔下東側碑林中，找到了那塊從左側數起為第5塊、題為《信寓(即民信局)呈請禁止腳夫勒索幫費給示勒石告示碑》的古石碑。該碑高203厘米，寬78厘米，厚14厘米，圭首，石質粗糙，雖下截文字已有剝落，但字跡仍依稀可辨，碑上明確載明立碑的日期為“道光貳拾肆年叁月”，即1844年3月，這比鄭老發現、經考證為1854年寄遞的“曹氏古封”年代還要早上10年。

讀完連落款共11行字的碑文，80高齡的鄭老欣喜若狂直如同少年。在這塊額題“奉憲勒石永禁”六字的碑上，碑文分兩部分，第一部分詳細記載了清道光年間，寧波林春元等一向在甬江開辦的通裕信寓，在走遞甌閩蘇杭等郵路的必經之路(奉化)上，遭遇奉備(蔑稱，地痞之意)李章先和腳夫李啟云等敲詐勒索，“冒捏兜攬”、“勒索幫費”、“強收元寓招牌”，經鄞縣(當時的寧波)王知縣(立碑時當任的葉堃知縣的前任)公平斷案，林春元等“照舊走遞”，因知縣“曉諭”時常出示，今被風雨損壞，恐怕口說無憑，李啟云等“仍蹈前轍”，故特此“勒石永禁”。第二部分，即碑文的第二段，則記載了當任知縣葉堃的嚴令：“所有寧、紹寄赴甌、閩及甌、閩帶回寄往蘇、杭銀信，均歸林春元等走遞”、“不準兜攬遞送”，“自示之后，再敢阻撓爭執，一經訪聞，或被告發，定即從重究治，決不寬貸。各宜凜遵，毋違！”葉堃是一位以身殉職的好官，應該說他的吏治也是較嚴厲、果斷的。

從當時寧波已有數年郵路紛爭的史實來看，民信局的創辦應早在此糾紛前若干年，也就是在1844年之前。石碑的發現，證實了在我國五口通商和海關郵政開辦之前，寧波地區即已創辦起頗具規模的民營信局(私營郵局)，這為我國民信局肇始于清代道光年間提供了歷史依據。

那么，這塊距今已有165年的珍貴石碑何以現在才“真龍現身”呢？正在開放式的天封塔塔院早鍛煉的大沙泥街居民史老伯告訴記者，這些石碑原來不在這里，是從近在咫尺的城隍廟遷移過來的，也許是作為我市標志性歷史建筑天封塔的點綴。因石碑年代久遠，歷經風雨侵蝕，有的字跡已十分模糊，甚至幾乎難辨字跡，碑上又全是古代文言文和繁體字，故除專業人士外，平時很少有游客觀看。

天一閣博物館副館長章國慶可謂寧波古石碑研究的權威，他陪同記者現場介紹說，現在天封塔塔院的石碑共有17塊，都是彰顯寧波文化彌足珍貴的遺存。這些石碑是數年前寧波城隍廟改造時在廂房等處發現的，碑大多高2米，寬1米，最大一塊高達2.5米，均為清朝中晚期所立。當時，文保部門將古碑集中堆放于城隍廟一側，沒想到由于堆放石碑的位置隱蔽，時常有不文明之人前來大小便，堆古碑處竟成了衛生死角。為此，四年前這批石碑被近距離移置天封塔下。今年上半年，文保部門又出資將古碑全部拓片，輸入電腦，準備整理出書，“這些古碑都是研究寧波民風、民俗以及法律文化的極好素材”。

　　因文保部門的研究角度與集郵家不同，故沒發覺此碑有考證民信局創始年代的特殊作用。但文保部門因人手不夠、請來幫助拓碑的省文保員姚光明老人，卻是個收藏愛好者，他在通讀了碑文后留了個心，在一次與收藏老友閑談時告知了此事，而該老友又恰與集郵家鄭老同為郵友，于是，這塊“寶”碑才“神龍露首”了。作者：南華    文章來源：人民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