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信自由，受法律保護，信件是不容拆閱檢查的。但在戰爭時期，為了保密防諜，有時要實施信件檢查。根據有關史料，抗戰期間，重慶就曾實采取過這種特別措施。并有檢查戳記存世。

圖1是一枚1939年由四川江津寄山東榮成的航空信。它行用于抗戰初期，走的是一條特殊郵路，因而成為—件少見的郵史實證。

 

該信使用江津延年醫院印制的紅框公函信封，由該院之孫某寄出。收信地址是：“山東省榮成縣第二區埠柳村萬興仁寶號轉交墩后村孫長德先生升宕”。左上角手書很大的“航空”二字。雖然未見航空簽條(可能脫落)，從背面所貼郵票面額，也可肯定是航空信件。因當時國內平信資費標準是每件5分，而此信共貼倫敦一版(單圈涮、中山像5分票6方連(脫落3枚)，正符5分加25分的航空信件資費規定。寄信日期，封背手書“陽歷八月二十號”，銷票日戳也是“東川江津廿八年八月二十”，郵票右上角的威海衛漢英三格式中轉戳日期是“廿八年九月七日”，正面中部有一枚欠清的落地戳，隱約可辨是“山東埠柳村(代辦所)廿八年九月九日”。仔細計算，這封航空1言件的全部郵程整整是20天。

為何國內航空信函要走20天呢?說來也簡單，第一，路程太遠，飛機只能送到中途；第二，處在戰爭時期，信件要經軍政檢查。

欲知詳情，就要分析它的背景和郵略了。

1939年，位于重慶附近的江津是抗戰的大后方，是國民黨統治地區，而山東半島泡括最東端的威海、榮成地區)，已是日軍占領的第二年，屬于淪陷區了。名為中華郵政實由日偽控制的郵局，仍然堅持原地辦理郵政業務。川魯兩地，相距數千里，當時不通火車，郵路不便，連抗戰之前，相互通信，也多用航空。威海、榮成又無機場，當時膠東半島東部的航空郵件，中途到濟南或青島轉為陸路運遞。日軍侵占華北之后，雙方互為敵區，水陸路普通1言件更加艱難了，就只能使用航空通信。不管飛機送達濟南還是青島，對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，都是敵占區，為防間諜活動，進出口信件，均需經過檢查才能放行。此信背面的下部，有兩方紫色的檢查戳，就足以證明此信是經過了郵件檢查。

現在讓我們分析研究一下這兩枚檢查戳。

 

請看圖2，右邊的一枚是“檢查訖”三個楷字，十分清晰；左邊的則是長框雙行戳，可能是過分匆忙，不僅上下倒置，而且蓋得太輕，中部無墨色，僅見下端并列的“國”、“訖”二字。對照張氏戳史圖錄分析，全文應是“中華民國檢查訖”。兩戳顏色完全相同，可肯定是同時所蓋。但，它們是何地所蓋呢?我們知道，郵局本身是無權檢查信件的，戰時檢查，一般是由政府或軍事機關派員到郵局進行。按當時的郵路情況分析，信件出口的江津、重慶，進口的濟南(或青島)以及最后的中轉局威海衛，都有檢查的可能。此信的“檢查訖”戳式，我未查到圖譜資料，而“中華民國檢查訖”戳，在張愷升的《中國郵戳史》第十冊168頁中有記載。張老將它編入“二戰時期的政府檢查戳”類別中，該項共收入3式，如圖3，其中的第3種狹長框者，正和此封的左戳相合。該戳圖系張老由某“拍目”中收錄到的，他標注為廣州使用，而我認為是信件落地時，在重慶所蓋。戳文使用“中華民國”字樣，也符合當時駐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身份，是地道的政府檢查戳。

 

根據上述分析，我認為，這兩枚檢查戳記，應是信件在重慶上飛初之前，由國民政府所派的檢查員蓋的。

以上拙見，未知當否?另，“檢查訖”戳式，“張氏戳史”和“孫氏戳志”都無記錄，不知何處可能查到？ 文章來源：中國集郵報